奴隶一词向来被价值观所批判，但即使有这个批判，也不能否认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奴隶的事实。一个人完全依附于另一个人，说的是奴隶与奴隶主，这被马克思上升到社会发展阶段的高度，是为社会发展五段论中的奴隶制社会；但这个五段论显然错了，为什么错，因为涉及到意识形态的敏感问题，这里就不详细说了。不过，关于奴隶还是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去加以分析。
一、什么是奴隶？
什么是奴隶？这个词的定义看似清楚明白，但事实并不如此。比如一个人加入公司制组织，是不是也有点自甘为奴的味道。员工的自由要受到公司的约束。那么可以认为员工是奴隶吗？现实当中我们并不这样看，为什么？
奴隶其实是对人的权利的界定，这里是把人当作商品来进行买卖。在公司组织中，公司老板雇佣了员工，其实只是员工将自身的脑力与体力出租给了公司，公司并没有买断员工的所有。这似乎是员工与奴隶的区别所在。但这个区别真的有那么明显吗？
人的自由多少都有约束，只是约束大小不同而已，程度高低不同而已。公司聘用员工，是购买了员工的时间；购买奴隶其实也是购买了奴隶的时间，二者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。奴隶一般认为是仆人，仆人要受主人管束。但是在公司组织中，管理者对员工的管束，与奴隶主管束奴隶有什么分别呢？
说白了，奴隶只是众多对于人的合约安排中一种而已，这种合约安排与其他对于人的合约安排（比如公司里的人事安排），在本质上的差异并不明显。奴隶的约束可能多一点，对人身自由的管束范围宽一点。
二、奴隶经济效率的探讨
美国资本家从非洲运去黑人，将黑人卖给美国南部的农场主，这是美国黑人奴隶的故事。事实如此，但我们若是认为当时的美国是处于奴隶社会，显然有失偏颇，毕竟只有南方种植园才大量使用黑奴。福格尔的名著《十字架上的岁月：美国黑奴经济学》，用详实的数据，丰富的史料证明美国黑奴经济效率很高。让我们来看几段书中的论述：
“南北战争前夕，南方奴隶制并未行将就木，恰恰相反，奴隶制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效率和强大，并出现持续巩固的趋势。南方奴隶主的经营管理以及对奴隶和其它资产的定价能力，与北方任何一位资本家相比毫不逊色。由于规模经济、有效管理以及对劳动与资本的密集使用，南方奴隶制农业比北方家庭农场的生产效率高出 35%。
典型的黑奴并非传统观念认为的那样懒散、无能和低效，平均意义上，黑奴比自由的白人农业工人更加勤奋和高效。
南方奴隶制拥有灵活而高效的激励机制，诸如奖金，休假，年终奖，对「劳动能手」的奖励，对完不成劳动定额的拖后腿者的惩罚，还有班组制和劳动分工，流水线作业等等。”
研究的结论可谓是石破天惊，得到结论之后，因为结论过于颠覆性，福格尔选择将著作推迟出版两年，反复验算相关数据，最后确认无误，才发表著作，并公布所有数据供大家分析验证。
巴泽尔的《产权的经济分析》一书，特地提到一个现象：就是奴隶可以通过高效劳动提升产出，进而还有能力赎身。这可以看成是美国黑奴经济效率较高的一个佐证。
我从福格尔的研究当中得到的启示是：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人生依附关系应该只及于购买阶段，也只能从人身赎买的角度才可以看出奴隶的特征。除此之外，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生产合约安排，恐怕与公司制中老板与员工的合约安排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三、奴隶为什么出现——方毅的假说
前几天，经济解释群中，方毅兄就奴隶为什么出现所提出的假说非常精彩。他提出来：奴隶制与封建制背后只是合约的不同，前者是对于人权的界定合约，后者主要对于地权界定的合约。两种合约安排都有其合理性和效率性，其关键应该是在人与地之间的稀缺性比较。因此，其提出的假说是，如果地广人稀，往往通过人权的界定来进行合约安排，此时奴隶往往会产生。比如地广人稀的西藏，到解放之时还有大量的农奴。而又因为人的管束成本较高，西藏发明了藏传佛教，用上仁波切，也即利用宗教来降低管束成本。在企业当中，也有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力密集型的区别，恰恰也是人与资本合约安排的不同。人贵就多用机器（资本），人便宜就多用人。
不过美国南方黑奴的形成，则是通过黑奴贩子由非洲转运到美国，与地广人稀好象扯不上关系。而翻看中国古代的历史，我们发现夏、商、周、秦时代，奴隶多产生于战争，从敌方俘虏的平民成为奴隶，也有因犯罪被贬为奴隶的，有官奴和私属之分。在汉朝，奴隶的产生主要来源于土地兼并而形成的私属，另外东汉末年，人民为躲避战乱，投靠大庄园主，也成为私属。因此，奴隶的形成是因为地广人稀似乎被证伪了。
综上所述，奴隶的合约安排只发生在对于人权界定的最初阶段，是通过人身购买的方式来进行交易与界定权利。奴隶制的背后其实只是生产的一种合约安排，这种合约安排如果排除价值观的干扰，其安排自有其背后的经济效率，也有着其经济合理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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