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耀明:出柜是我这一整年来最正确的事

黄耀明

　　今年4月，黄耀明(明哥)在香港演唱会上高喊一句“我系基佬”，引来场内外高度赞许。这句话背后的力量，也直接促使半年后何韵诗的高调跟随。2012年，出柜成了香港乐坛的关键词。

　　如今，明哥公布身份已半年多，他身上有了细微的变化上周五，黄耀明来了广州，准备参加隔天举办的创意生活节演出。他在下榻的富力君悦酒店接受了南方都市报专访。他胖了少许，状态良好，精神焕发，这或许也是他出柜后心悦气爽的一个结果。采访重点离不开出柜，他还提到上个月何韵诗站出来承认身份的背后原因。他说，他们到了必须站出来说话的时刻。

为什么突然要出柜？

　　南方都市报：你一直挺关注社会性的东西，但以前更多是体现在作品里，自从今年4月公开身份后，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你的变化，似乎更直接参与了一些社会活动？

　　黄耀明：这是几样东西加起来的(结果)。其实社会也在变，譬如以前的社会没有社交网络，我们不会用Facebook、不会用微博，但现在有了这些，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直接介入到一些事里。我觉得这是让大家觉得我有变化的一个原因。其实所有人都在变，只是在我身上体现得更明显。

　　南都：社交网络的发达与你决定公开身份有关吗？是不是自我表达的渠道更畅通，让你会觉得公开身份后更有安全感？

　　黄耀明：我觉得有关系。这个事情出来后，如果有什么误解需要澄清的，我可以自己发表，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，必须要借用别人的笔或录影机、录音机。但还有一件事情促使我公开身份，那就是社会、时势的呼唤，这个社会仍然有很多不公平、有对同志社群的误解和敌意，我觉得需要有些人站出来改善这种状况。作为一个公众人物，我认为自己应该在这个时候出来做这件事。

　　南都：在内地人印象中，香港社会应该比内地更加宽容、更开放，你作为香港人，仍然会有被歧视感？

　　黄耀明：仍然有的，就算我没有亲身经历，但其他同志会受到歧视，譬如同性恋者的平等待遇与权利，譬如纳税，譬如你的伴侣在医院做手术需要签字，作为同性恋者，你都没有签字的权利，这些东西我们社会都没有。(现在)只不过说社会接纳了这个群体，但这些基本的人权，在香港都还没有保障。我们其实是希望一步步获得这种基本权利。

　　南都：也就是说，在香港，同性恋在法律上还没有保障？

　　黄耀明：歧视也有，但不是那么直接地说我看不起你这个群体。譬如一个多月前，我们向香港立法会提交了一项议案，想公开讨论对于性倾向反歧视法的立法可能性，但最终被否决了，不能公开讨论。这不公平。现在还谈不上立法，是连讨论能否立法的机会都没有。

　　南都：否决这个议案的理由是？

　　黄耀明：他们觉得我们现今的社会没有歧视，为什么要讨论？不用讨论！更重要的是，他们觉得如果给了我们立法权利，以后他们只要对同志社群有少少意见就会触犯法律。这就是所谓的“逆向歧视”。

　　南都：什么是“逆向歧视”？

　　黄耀明：假如立了法，他们觉得他们歧视人的权利就没有了，他们就说这叫“逆向歧视”。打个比方，你是同性恋，我不愿把屋子租给你，但立法后我就没这个权利了，你就可以去告我，你就是在“逆向歧视”。这很荒谬，我觉得很奇怪：他们怎么可以对被歧视的人说，平等之后就“逆向歧视”了！

　　南都：出柜前你就一直在做些争取同志权益的事情吗？

　　黄耀明：以前因为我不是正式站出来，也不是完全公开，所以主要用一些含蓄、隐晦的方式，譬如我的歌(来表达)，像《禁色》、《忘记他是他》、《光天化日》等等，我希望通过我的作品来改变社会。这件事我以后仍然会做，也仍然觉得这是有效的。

　　南都：但这半年里，你的身份好像更偏向于一位社会运动人士。

　　黄耀明：我不觉得所有事都要诉诸所谓的社会运动，有时通过艺术手段或者更能感染人心，我两样都会做。你问我更想做哪个？我会选择艺术手段，因为我擅长。没有选择的情况下，我才会诉诸社会运动。

为什么直到今年才公开身份？

　　南都：在是否公布身份这问题上，你过去最大的顾忌是父母的感受，但他们先后离世，所以其实你早在2000年后就完全可以公开身份，为什么一直拖到现在？

　　黄耀明：一方面是考虑到我的伴侣，我不想他受到影响，还有个很重要的问题，我其实是希望能不讲就最好不讲的，因为一讲，这件事就很容易变成我的所有，会挟持我生命的一切。所以在此之前，我一直都不想讲，宁愿让别人去猜。

　　南都：你所说的“挟持”，是担心公布身份后，所有人都只关注你的性取向而忽略掉其他东西？

　　黄耀明：这主要是出于艺术上的考虑。譬如别人会说，我的所有歌都是写给同志听的，但其实不是。其实出柜后也有这种倾向了，写到我的新闻一定要在前面加上“同志”两个字。当然，这都在我预料之中。

　　南都：最后这些顾虑怎么消除的？

　　黄耀明：因为我衡量过后，觉得在现在这种时刻站出来比其他一切都重要，如果稍微牺牲点我作品意义上的东西，我宁愿去牺牲。又或者说，我现在认为自己承担得起这个后果———可能这是个自私点的想法，因为我现在已经有了这么多作品，我相信大家对这些作品意义上的理解，未必会完全被我这个身份所覆盖。

　　南都：现在更自信了，相信自己的作品足以抗衡这个身份。

　　黄耀明：对，如果我10年前就公开同志身份，很可能往后我的作品就真的会被完全覆盖掉，但我做了这么多年，承担得起。还有一方面的考虑，我想回馈社会。社会真的给了我很多东西，我是要感恩的，所以我认为自己应该这样做。

为什么选择演唱会那一刻？

　　南都：你曾说，在演唱会上公开身份是演出前临时做的决定，但其实你还是酝酿了很久。

　　黄耀明：我在演唱会前确实没想过要在现场讲这番话，但我经常会想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讲出来。我是随时准备好了的。到了演出当天中午，我突然觉得我应该讲。

　　南都：据说演唱会本身也有很明显的同性恋色彩。

　　黄耀明：回头来看，如果我不是准备公布的话，我不会将演唱会做成那样，现场有很多元素都很容易让人想起同性恋，这有点像在“撩交打”(约架)。我是不需要掩饰的，我随时准备讲的，但并不是在筹备时就开会讨论过，都是我潜意识在推动自己这么做，我当时的想法就是：我今天没有理由不讲出来，(不然就)很不合逻辑。

　　南都：不合逻辑指什么？

　　黄耀明：它跟演唱会的主题有关。如果你做这么一场演唱会，主题是探讨香港人究竟知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、往哪里去，在讨论港人身份时没理由不诚实地面对你自己的真实身份。你应该做示范，先去面对自己的身份，然后再去要求香港这座城市去面对自己真正的身份，你应该让这个信息更加清晰。

　　南都：你觉得，如果少了这番话，整场演唱会就不完整？

　　黄耀明：其实我也害怕。演唱会如果没有这番话，我也满意，我反而会担心讲了后会喧宾夺主，但后来我觉得这个举动和演唱会的整个方向是对的，所以，唱歌的人能否诚实地面对自己就变得尤其重要了。

出柜后，好像更有勇气、有力量

　　南都：你能明显感觉到出柜前后自己状态的差异吗？

　　黄耀明：是有不同了，但我也不大能讲得出来。我不觉得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但确实有东西改变了。我觉得挺有趣的，公开身份站出来以后，心境会有一点微妙的变化，好像更加有勇气、有力量了。

　　南都：事情过去半年多了，我看到过一些不好的报道，譬如去八卦你身边的人哪些是同志，但看到更多的还是正面报道。你自己收到的反馈是怎样的？

　　黄耀明：我觉得基本上都是好的，如果不好的话我也做不了接下来的事，包括后来创立“文艺复兴”基金会。我的力量都是从出柜这个事情里来的，就像突然找到了新的勇气，你不怕自己的性身份，也可以很无惧地去讨论国民身份。所以我之后做的事情，是因为之前这个举动给了我很大的力量，我可以很明确地说：出柜是我这一整年来做得最正确的事。

　　南都：出柜后，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好像成了香港同性恋群体的代言人？

　　黄耀明：代言不敢说，但至少很多时候他们有问题都会来找我。今年好像是“出柜年”，除了我，还有何韵诗，更重要的是，还有个新当选的立法会议员也出柜了，这是首次有华人政府官员出柜，所以这位议员一定会更加为我们服务，我们也经常拉着他(参加活动)。其实立法会中很多人还是很支持同性恋议题的，虽然他们不是同志。

　　南都：会不会觉得现在的话语权更强了？

　　黄耀明：希望如此，其实政治角力不是我们这些人最擅长的事，但我们没有选择，唯有争取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、参加社会运动。但我不是一个政客，我只是要行使公民的基本权利。

何韵诗公开前，给过她意见

　　南都：很多人都认为，何韵诗决定出柜是受你影响，阿诗在做这决定前跟你沟通过吗？

　　黄耀明：有！但真正促使她下决心的，是我刚提到的立法会否决了我们公开咨询反歧视法的那件事。当时她也有参与，(知道结果后)很生气，觉得不行，真的要做点事了。

　　南都：然后她就决定要在那天对外公布？

　　黄耀明：因为香港同志游行刚好就在我们知道结果后的那个周末举行。她跟我说：我一定要去！我说，如果你去，一定会有人抓住你问的，当时她没弄清楚情况，说：啊！是吗？去就一定代表了这个？我说当然啦，就算你不是，别人也会当你是。

　　南都：那你给她的建议是去还是不去？

　　黄耀明：后来我们进行过一些讨论，我没有帮她做决定，但给了她一些意见，我跟她说，我不认为她一定要做这件事，也不觉得每个同志都要做这样的决定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考虑的事———当然，有更多的同志能站出来肯定是好事，一方面你会自在很多，另一方面，也会让世界感觉到我们这群体中的每个人都是真实的，不是一个“概念”而已。

　　南都：去与否，最终还是由她自己决定。

　　黄耀明：对，后来她回家想了几天，决定去做这件事。

同性恋者更有才华？

　　南都：最后有个观点想跟你探讨，之前常会听到有人说，同性恋者往往会更有才华，或者有才华的人、特别是艺术上有才华的人很多都是同性恋。你怎么看？

　　黄耀明：印象中之前也有人这么跟我说过，但我不完全认同这说法，特别是“有才华的人很多都是同性恋”这一点。艺术学院、美术学院，里面大部分学生都是“直”的。当然，可能有才华的同性恋者在比率上相对高一些，譬如100个人里有10个人是同志，10个人里可能就有七八个是有艺术天赋的。

　　南都：你有想过比率高的原因吗？跟性取向有必然关系吗？

　　黄耀明：我也不知道……但我是这么理解的，可能艺术创作这件事需要某种“雌雄同体”的能量，或者说，同性恋让你有某种开阔的观念，思维上不会受到性别或性倾向等条框的限制，如果你有这样的容量，很容易发挥出显著才华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你很容易被性倾向、性别，或是世俗的东西限制，那你可能在创意表达上也会有很多限制。我知道很多很有成就的艺术家，他们未必是同性恋，但可能是双性恋者，又或者，他们会在某些特定的时候允许自己做一些平时不敢做的事。

　　南都：你所指的“雌雄同体”，是指在性别上模糊了观念，还是在性取向上模糊了观念？

　　黄耀明：(思考片刻)好像也不对，同性恋者又不会偶尔去尝试跟异性交往，哈哈……但至少有一点是比较肯定的，同性恋者所谓的道德观、伦理观不会那么僵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