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超低利率环境和流动性盛宴后,美国股市在近年迎来了显著的调整与回落,美联储的政策转向,尤其是其激进的加息周期,无疑是驱动市场由盛转衰的最核心力量,将美股的简单归因于“加息”二字,未免过于片面,美联储加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传导机制,与其他宏观经济因素和市场内部问题交织在一起,共同构成了本轮美股回落的深层原因。
核心驱动力:加息周期的“三重打击”
美联储的加息行为并非孤立操作,它通过利率、估值和流动性三个关键渠道,对股市形成了立体式的压力。
贴现率上升,估值基石被动摇
股票的本质是其未来现金流的折现值,美联储的基准利率是整个金融体系的“无风险利率”定价锚,当美联储持续加息时,市场用于折现未来企业盈利的贴现率随之上升,在分子端(企业盈利)增长未能同步大幅提升的情况下,分母的增大直接导致股票的内在价值被重新评估,对于那些依赖高估值、远期故事支撑的成长股和科技股而言,这一打击尤为致命,它们的估值模型对利率变化极为敏感,利率的飙升使其“未来价值”在今天的价值大幅缩水,这是纳斯达克指数领跌的重要原因。
融资成本攀升,企业增长前景承压
低利率时代,企业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发行债券或进行银行贷款,用于扩大再生产、研发投入或股票回购,这些行为都能直接推高股价和每股收益,随着美联储加息,企业融资成本急剧上升,这不仅抑制了企业的投资扩张意愿,对于那些背负大量浮动利率债务的公司来说,利息支出的增加还会直接侵蚀其利润,导致盈利增长放缓甚至不及预期,当市场的增长叙事被削弱,投资者自然会抛售股票,转向更稳健的资产。
流动性盛宴终结,风险偏好逆转
过去十几年,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向市场注入了天量流动性,这些资金如同“水银泻地”般涌入股市,推高了资产价格,而加息周期通常伴随着“缩表”(Quantitative Tightening, QT),即美联储缩减其资产负债表,从市场中回收流动性,这双重操作(加息+缩表)构成了历史上最猛烈的货币紧缩之一,流动性是市场的“氧气”,一旦氧气供应减少,高估值的资产最先受到冲击,投资者风险偏好急剧下降,资金从高风险的股市转向相对安全的美国国债等资产,形成“股债双杀”的局面。
宏观经济的“并发症”:通胀与衰退的阴影
美联储加息的直接目的,是为了对抗高达四十年来新高的通货膨胀,这剂猛药也带来了显著的副作用,对宏观经济构成了严峻挑战。
通胀的“粘性”与货币政策的“两难” 尽管供应链问题有所缓解,但美国通胀,尤其是核心服务(如住房、医疗)通胀表现出较强的“粘性”,这意味着美联储需要维持更高利率、更长时间,才能将通胀真正压回2%的目标,这种“更高更久”(Higher for Longer)的预期,让市场对未来的经济软着陆前景感到悲观,投资者担心过度紧缩的政策会将经济推入衰退的深渊,这种担忧情绪持续压制市场风险偏好。
消费引擎的降温 美国经济长期以来由强劲的消费驱动,高利率环境增加了房贷、车贷和信用卡等借贷成本,直接挤压了居民的消费能力,通胀的持续存在也侵蚀了居民的实际购买力,当消费这个核心引擎开始减速,企业未来的营收增长便失去了最坚实的支撑,企业盈利预期随之下调,股市自然难以独善其身。
市场内部的结构性问题:估值与盈利的“双杀”
除了外部宏观环境的冲击,美股市场自身也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问题,在加息周期中被放大。
高估值泡沫的破裂 在疫情后的流动性推动下,以科技股为主的“七巨头”(Magnificent Seven)等成长股估值被推至历史高位,其股价上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未来高速增长的预期,而非当前的实际盈利,当利率上升导致估值模型失效,且市场开始质疑其盈利增长的可持续性时,这些高估值股票便经历了剧烈的价值回归,对整个大盘指数造成了巨大拖累。
盈利预期的“下修” 随着经济增长放缓、成本上升,华尔街分析师们持续下调对美国企业的盈利预期,当一家公司的实际财报或未来指引低于市场预期时,其股价往往会遭遇“戴维斯双杀”(即估值和盈利同时下降),这种盈利预期的集体下修,是本轮股市调整中最根本的支撑力量失守。
美联储的激进加息是引发本轮美股回落的“扳机”,但它并非唯一的罪魁祸首,这是一个由政策收紧、宏观经济走弱、市场内部估值修正共同作用的复杂结果,加息通过提高贴现率、增加企业成本和抽离市场流动性,对股市形成了基础性打击;而高企的通胀和潜在的衰退风险,则动摇了投资者对未来的信心;市场内部的高估值泡沫和盈利预期的下调,完成了最后一击。
展望未来,美股能否企稳反弹,关键在于观察通胀能否有效回落、美联储何时结束加息周期以及经济能否成功实现“软着陆”,对于全球投资者而言,理解美联储政策背后的传导逻辑,以及其与宏观经济、市场情绪的复杂互动,将是穿越未来市场波动的关键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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